这个董小姐，心中有匹野马
这个董小姐，心中有匹野马，幸运的是，她的内心自带草原，绝大多数情况下，她不会让自己不自由。
——白岩松
大街上，超市里，飞机、火车、地铁上，迎面而来、擦身而过的人觉得我眼熟，会嘀咕一句“这不是那个记者吗？问问题问得特狠的那个”，或者会彼此小声交流说“这家伙可厉害了，总弄得人张口结舌的”。
很多喜欢我的观众叫不上我的名字，他们只记住了一个提问的记者。
这是我最喜欢的状态——虽然摄像机对着我，但是我却隐藏在摄像机后面。
就像珠宝店柜台里的黑丝绒。好的黑丝绒铺在那里像水，质地厚重，颜色沉着，朴素典雅，不会喧宾夺主，因为它的存在就是为了衬托出每一颗宝石的独特。
黑丝绒越好，映衬得宝石就越夺目。
我步步紧逼，其实于心不忍
没有新闻才是好新闻，这话一点不假。新闻往往是突发的意外事件，绝大多数都会中断既有的日常生活。
新闻的社会
看人得经事。所谓的事就是逆境，就是意外，就是不测。
一个新闻事件足以让一个人平日里深藏的特性最大限度地展示。
记者的职业就是把人在经受非常时的本能心理尽最大努力记录保存下来。
我要把我的采访对象带回到事发的心境中去，把当时那种左右为难、举步维艰掰开揉碎地讲，我要把他们的个性和人性中最闪亮的地方展现出来。
有的时候我会问自己：这是不是往他们的伤口上撒盐？这有没有造成新的伤害？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很多次，在完成了蜕层皮一样的采访后，采访对象要停一下，缓一缓神，然后对我说：“谢谢你。有些事自己是不敢深想的，可是你逼着我去想了。想了，说出来了，能喘口气。”
年清明节，我去浙江开化采访那位在自己女儿脑死亡以后捐出她的心脏的母亲。
受捐者是位老太太，手术之后身体逐渐恢复。老人心存感激，一直想向这颗年轻心脏的父母表达她的感激。可是由于国际通行的双盲原则，捐受双方都不知道彼此，因此也无从表达。
年清明前，医院请医生录了一段心跳，记录下一页心电图，通过红十字会转交到了那位母亲手中。
我问母亲：“你听没听女儿心脏跳动的录音。”
她摇头。
我问：“想不想？”
“想。”
“为什么不听？”
“不敢。”
我又问：“为什么不敢？你不是梦里梦到女儿很多次？为什么她的心跳声在手上，却不敢？”
“因为我的心很乱。我一直觉得闺女是在哪个我不知道的地方生活着，我们就是联系不上而已。可是现在她的心跳就在我的手上，离我这么近，听见心跳，倒是提醒我女儿再也回不来了。”
我步步紧逼，其实于心不忍。
那位母亲的年龄与我相仿，因此我特别能理解她的心。
从孩子在自己身体里住下，到第一次感受到胎动，再到呱呱坠地、一点点长大，从一个小肉团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少女，这里面有多少母女间的情感交流像山泉汇成小溪，有多少只属于她们两个的美好时光。可是孩子半路先走了，母女一场戛然而止。
女儿人没了，但女儿的心还活在另一个生命里，本以为女儿走远了，可如今她的心跳声又回到身边。母亲被放在火炉上反复炙烤。
我采访很少会流泪，但这次没控制住。
采访结束，我轻声对她说：“对不起。又让你经受了一遍。”
她拉住我的手说：“别这样讲。说说我心里好受些。”
何止是她，我也释然。
我跟采访对象素昧平生，相处时间也仅仅是采访的个把小时。但就是在这个时限里，我跟他们一起去经历内心的出生入死，在狂风骤雨中的那条小船上，只有我们两个人，不管是遍体鳞伤或者毫发无损，我都要最近距离地观察、感知、体悟。
那种设身处地，会传达给对方，更会被观众接收到。
到陌生的人心里去
打开电视，BBC的记者在炮火中的加沙地带进行采访，他正在讲述一个故事。
以色列的炮弹击中了一处巴勒斯坦的平民住宅，一名没几天就要分娩的孕妇被炸死，但她肚子里的婴儿被医生接生到了这个世界。
这个小生命虽然顽强，但是她降生之后面对的却是一个最原始、最危险的环境，没有母亲的奶水和保护，没有适合她生长的环境，有的只是连天的炮火和恐怖的哭号。
她在黑暗中来到了这个世界，与母亲擦肩而过。在啼哭挣扎了五天以后，她放弃了，又回到了黑暗中。相比这个残酷的世界，冰冷的黑暗更安全。
她来过，活过，只有五天。
在拥挤医院里，每一个人的表情都是惊恐万状。急救床上躺着一个个满身、满脸都是血污的孩子，旁边是他们绝望和不知所措的父母。
对着摄像机的镜头，他们痛苦不解地连声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在巴以双方艰难达成的几个小时的停火期间，巴勒斯坦人赶紧回到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的家，寻找就在几天前还是正常的生活。
六层的居民楼已经只剩下骨架，但是家里的沙发、衣柜还在原地。女人总是现实的，她们在瓦砾中忙碌，搜索能够找到的生活用品；男人坐在他的沙发上，跟记者说，我努力了一辈子才得来的家，一转眼都没了。
我看着这条不足三分钟的新闻，它让人胆战心惊，毛骨悚然，它不是电影，是新闻，是真实的战乱，是每一颗心里体会到的真正的绝望。一个个走投无路的人，一张张痛苦无助的脸。
这则新闻发生在年的7月，虽然只有短暂的几分钟，但是我却在日后经常想起。
看新闻时我在跑步机上跑步。
清晨有力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射进来，那是一个热情似火的夏日。我和他们之间，相隔一个电视机屏幕。哪个是真实的生活？我的，还是他们的？
不是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战乱，而是当战乱降临到具体的家庭和人身上时，分不清这是现实还是电影。
为什么在夏天这个最好的季节里，他们却活在地狱一般的人间？
有多少人像我一样每天在阳光和安宁中醒来，开始日复一日的平静生活。我们有多少不满足，多少欲望，多少埋怨，可是跟那些生活在战乱中的人相比，我们是多么幸运，多么应该感谢我们现在的所有。
我们跟着记者的脚步和眼睛，看到了不同地方的别人的生活。
不在一个地方生活，不说一种语言，不是一个信仰，不是一个种族，但我们却没有因为隔着千山万水而事不关己，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他们惊恐绝望的眼神我们能懂，他们一眨眼没了家、没了亲人的绝望我们能感知。
这就是我理解的记者这个职业的价值和意义：从自己熟悉的生活中抽身出来，到陌生的地方和陌生的人心里去，把他们特殊的经历和体验告诉更多的人，参照思考自己的生活。
采访要断舍离
采访这个行当，交浅言深。
人有难以解释的心理，埋在心里的话不愿跟熟识的人讲，反倒愿意选择陌生人去倾诉。
采访说难也难，说易也易。坐在跟前的这个陌生人，你想知道他藏在脑子里的想法，只要找到那扇门。而找到、推开那扇门的钥匙，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这三个字，最笨重也最灵便。
刚开始的阶段，我把这“为什么”用在任意的陈述句前面，有时候还会故意用点长句，这样既可以掩饰心虚，又可以把自己打扮得有水平。
问了二十多年，今天回头去看，那叫花拳绣腿、虚把式，是问给人看的。与其叫提问，不如叫化妆。不懂得如何提问而问出的“为什么”，就是嘴里吐出的几个字，没任何意义。
采访跟其他任何行业一样，想做精，就要经历断舍离。
不断地、一点一点地把所有花枝招展顾影自怜的问题减掉，留下最朴素、真诚、有意义的提问。精简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发现，原来，就剩下了“为什么”。
当一个采访者设定好方向，心里铺好一条到达目标的路，那么采访中要做的就是简洁的“为什么”。
就像学书法，一开始从笔画少的写起，等写了一定的时间，发现最难写的还是笔画少的字，而笔画少的字最有灵气、最见功力。
这是一个积思顿悟的过程，要有足够多的采访、经历足够多的人生，才能知道采访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认识生活，就怎么认识采访。
入职二十多年，我已人到中年。
年轻时的浅薄一层层褪去了。生活的不易和复杂让我在采访每一个人的时候，能更深地理解他的处境，以及身处其间的种种艰难和思量。
因为我知道，每一张平凡的面孔后面，都有一段不平凡的日子。
作者简介：董倩，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从《焦点访谈》开始，先后在《东方之子》《新闻调查》《面对面》《新闻1+1》等栏目担任采访记者和主持人，参与了香港回归、五十年国庆、澳门回归、申奥成功、APEC会议、载人航天飞行、北京奥运会、汶川大地震等一系列中央电视台重要新闻报道。
摘自董倩新书《懂得》，本文由东方出版社授权发布，转载请联系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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