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知二十世纪回顾第20期中国血吸虫防

前言血吸虫病在我国也称“水臌病”或“大肚子病”，以病人的腹部肿大为主要可见特征。血吸虫病在包括我国在内的多个国家都有流行史；我国的早期病例可以追溯到马王堆汉墓的避夫人。由于20世纪初包括战争、洪灾等天灾人祸，公共卫生防疫在年以前一直未能得到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的重视（万振凡，）。虽然自年北洋政府和年国民党政府分别颁布《传染病预防条例》，但血吸虫病一直到年新中国建立后才被作为20种全国性传染病中四种最严重的传染病之一，正式列入公共卫生防疫的重点传染病之一；民国政府虽然有公医系统，但真正满足公民主要医疗需求的仍是私立中医馆、医院和国际慈善团体；由于人员和资源的匮乏、医疗费用的约束，真正可以得到医疗服务的公民非常少（刘桂奇，；周云，）。20世纪50年代开始，作为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内容，对血吸虫病的防疫成为我国早期公共卫生防疫的重要内容之一，且取得丰硕成果。20世纪回顾防疫专题的中国血吸虫防疫篇的目的是回顾20世纪血吸虫病在我国的流行和防疫。本文从四个方面简单回顾20世纪我国血吸虫病的流行与防疫。首先将回顾血吸虫病最基础的病学原理、传播方式和主要治疗措施，其次将回顾血吸虫病在我国造成的危害，再次是我国针对血吸虫病的公共卫生防疫，主要重点回顾在爱国卫生运动期间针对血吸虫病的卫生防疫措施。 ，随着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和更深入参与全球治理，血吸虫病对我国卫生防疫发展的挑战和机遇。作者：元知研究院杨小琳血吸虫病的病理、传播途径、治疗血吸虫病(schistosomiasis)是血吸虫寄生在人体内的静脉系统引起的疾病。染病过程主要是在人体接触含有血吸虫尾蚴的水体或其他寄主后，血吸虫尾蚴通过皮肤进入人体血液循环系统流入肺脏，最终在肠道、肝脏停留寄生发育，从而引起一系列病变（孙秀芳和李宁，；李楠和卫辛，）。临床发现血吸虫病主要分为急性与慢性血吸虫病两种，初期和中期病人病症主要表现为发热、腹泻、肝脾肿大、贫血、消瘦、内分泌紊乱等，早期的介入治疗大多可以痊愈并保持长期健康；但晚期的病人可能出现门静脉周围纤维化病变，且可能发展成肝硬化、肝腹水、门脉高压，伴有呼吸困难等临床并发症；进入肝硬化阶段的病人难以恢复完全健康，且有较高致命危险（李楠和卫辛，）。从北洋政府到国民党政府时期，在国内外各种条件的约束下，中央政府对防控各种传染病大多能力有限；民国时期地方政府虽然希望实施一些措施防控包括血吸虫病在内的传染病的传播，成效大多非常有限。例如，民国时期江西省政府开展针对本省血吸虫病情况开展的调查被称为我国近代 个针对血吸虫病的行动，结果是通过三年时间证明江西省内有血吸虫病例，其主要宿主是钉螺（万振凡，）。而当时江西省鄱阳湖地区发生的血吸虫病疫情已经导致个村毁灭、户人绝户、36万人死亡（万振凡，）。自民国时期开始，我国的中医师和在中国的医院开始分别从中医和西医的角度研究治疗血吸虫病的方法。研究证明，只用中医无法有效治疗血吸虫病，只用西医包括锑剂在内的多种杀虫药对病人的副作用很大，也无法治疗晚期的病人（刘桂奇，；董泽宏，）。年开始试验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展开对血吸虫病的治疗，通过西医的杀虫药杀死病人体内的血吸虫，通过中医调养病人身体，减少杀虫药对人体的副作用；在中西医结合治疗下，原来由于杀虫药副作用而被放弃治疗的晚期病人也可以接受治疗，提高了病人的痊愈率（王冠中，）。除了对病人的治疗，对付血吸虫病的重点在于阶段传染源，所以自爱国卫生运动开始的血吸虫病防疫工作（血防工作）的重点在于消灭宿主钉螺，以及钉螺、血吸虫广泛分布的污水沟（李洪河，；肖爱树，）。传染病危害20世纪前半页，包括血吸虫病在内的四大最严重全国性传染病在我国的传播对我国造成的巨大危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分别是分布广泛、死亡人数多和经济社会危害严重。建国初期的全国血防排查发现，血吸虫病主要分布在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包括江苏、江西、浙江、湖南、湖北、安徽、广东、广西、福建、云南等12个省、市、自治区，个县、市有大量血吸虫病疫情；在上述疫情区域，血吸虫的主要宿主钉螺分布约亿平方米，疫情的重灾区在长江流域的江苏、江西、湖南、湖北、安徽和浙江省6个省份（李洪河，；王冠中，；赖静萍，）。全国排查血吸虫病人超万人，其中晚期病人60万人，超1亿人受到感染的威胁（李楠和卫辛，）。其中，年的春天在江苏省高邮县曾发生当时震惊全国的血吸虫疫情爆发，上滩共有人口人，其中人感染急性血吸虫病，人死亡，导致45户绝户，孤儿91人（李洪河，）。相关研究显示，血吸虫病在我国分布如此广泛，除了宿主钉螺的广泛分布，血吸虫病人的跨区域迁徙也是重要原因。例如，顾维方和李玉尚（）研究发现，太平天国运动后到年前，浙江省开化县的多个村落因为血吸虫病的输入和本地传播，人口骤减至十分之一以下，多个村庄成为“寡妇村”或者只剩下一户人家。李楠和卫辛（）、万振凡（）和李洪河（）等多个相关研究也表明，血吸虫病对人口的急剧消减作用不但在浙江省发生，也在全国各地蔓延，和其他传染病一起，造成全国人口急剧下降。正是由于在战争时期的时代特殊性，对各种传染病的卫生防疫工作，包括对血吸虫病，都没有办法到位，纵容了包括血吸虫病在内的各种传染病源在我国国内肆意传播。除了对人口的急速削减，血吸虫病还导致人力和牲畜的劳动力急速下降，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相关研究总结，血吸虫病人一般丧失40%劳动力，身体日渐消瘦；晚期病人将失去全部劳动力；而当时血吸虫病的治疗需要大量金钱，还要病患长途跋涉到医院就医，这些都只能使已经失去劳动力的患者家庭更加贫困（孙秀芳和李宁，），再加上解放前地主等对农民的剥削、神棍等的欺诈，患病的贫困家庭更加贫困（万振凡，）。除了人力，血吸虫病也感染牲畜，例如耕牛，患病的耕牛也会丧失劳动能力（王冠中，）。劳动力的丧失不但制造了更多贫困家庭，也使很多良田由于无人耕种变成荒地。例如，湖北江陵资市乡原来是全国有名的产米区，但因为大批劳动力感染血吸虫病，全乡1.2万亩良田变成杂草重生的荒野（孙秀芳和李宁，）。血吸虫主要分布的长江流域和流域以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和经济发展区域，是我国战后重建的重要经济基础。然而，钉螺在这些地区的分布使在当地从事农业生产的青壮年劳动力成为感染血吸虫病的高危人群，感染血吸虫病的病人和牲畜无法继续劳动，即使有新的劳动力加入，为了防止新感染和交叉感染，在钉螺消灭之前，都不能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使大量农田荒废，更为当时全国的粮食匮乏状况雪上加霜。这些都对年后我国的战后重建造成巨大困难。除了对劳动力的削减，血吸虫病也和当时其他传染病一样，严重威胁我国军队的安全。年爆发的 ，在苏联和北朝鲜的联合要求下，中国 开始抗美援朝。但是，在前线和在中朝边境上都多次发现我国 士兵感染血吸虫病等多种传染病，严重威胁我国 士兵的战斗力（李洪河，）。血防工作措施血防工作有两大部分，一是对血吸虫病确诊病人的治疗，二是截断血吸虫病的传染源。在民国时期，医疗资源的匮乏和高昂的医疗费用，使血吸虫病成为大多数病患的绝症。民国时期国内治疗血吸虫病主要有三个力量，一是在大中型城市广泛分布的中医药馆，但当时中医对血吸虫病的认识非常少，大多数中医对血吸虫病束手无策。第二部分力量是在国内北平、上海、广州等少数几个城市分布的由国际组织医院医院，通过西医治疗血吸虫病人。同样的，当时的西医对血吸虫病的了解也有限，大多通过杀虫药治疗。但是，杀虫药未必可以完全消灭人体内的血吸虫，其强烈副作用会对病人的身体造成损害。同时，医院分布的地区少，医护人员非常有限，包括药物等物资短缺，病人支付治疗的能力也非常低下，医院没有收容大量病人的能力，另一方面病人也没有能力看病。总体而言，医院对防疫血吸虫病也是束手无策。第三部分力量是在全国各地游历的神棍和铃医，数量最多，基本没有受过任何中西医培训，对血吸虫病完全不了解，低价向病人售卖各种无关药物或器物，传播各种关于血吸虫病的迷信和谣言，加重公众对疾病的恐慌（万振凡，；周云，）。20世纪50年代发起的爱国卫生运动开始针对血吸虫病的病例和传染源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首先在中央组成由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领导的九人领导小组统筹领导血防工作，整合当时党、军、政中的相关人才组成各地方血防工作领导小组，分别抽调当地医疗人员和学生开展对血吸虫病人的救治工作，抢救了大量病人。同时抽调相关专家组成研究队，开展血吸虫病相关研究。在各个地方成立多个血防工作站/所，在开展血防工作的同时通过多种宣传方式向公众宣传血防相关知识，号召公众参加消灭钉螺、掩埋污水沟等截断血吸虫病传染源的活动。到年底，全国建立了19个省级防治所，个市级和县级防治站，个防治组（王冠中，）。至此，针对包括血吸虫病在内的逐渐专业化传染病防疫团队开始建立。改革开放后，随着公立医疗体系的逐渐建立与持续改革，传染病防疫已经成为医疗系统的其中一个科目，血吸虫病防疫站、鼠疫防疫站等逐渐合并成为统一的地方卫生防疫站/所/室等，针对各种传染病的防疫工作已经成为公立医疗系统和各级地方卫生防疫体系的重要日常工作。例如，每年夏天的灭蚊行动和登革热防治等。屠呦呦研究员、李文娟院士等当代国际 的我国传染病专家都是积极参加早期爱国卫生运动的医疗专家。适合各种传染病病源生长的环境也是建国之初我国传染病广泛流行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污水沟、人畜粪便和垃圾随意堆放等都为血吸虫及其主要宿主钉螺提供了适合的生存环境。改造这些环境为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是血防工作的另一项重要措施。这项措施有两大主要内容，一是消灭血吸虫的主要宿主钉螺，减少农业生产生活的感染源，解除血吸虫病对公众正常生产生活的威胁。在爱国卫生运动期间，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方法号召公众参加消灭钉螺的行列中，到年，消灭钉螺覆盖面积10亿平方米，到年，增加消灭钉螺面积3亿多平方米。二是改善消灭污水沟、集中无害化处理垃圾粪便、集中处理各种尸体等，减少在人居环境内各种血吸虫可能的生存和传播的几率（赖静萍，）。经过长时间的逃避各种天灾人祸，公民很难保持健康的生活卫生习惯，这也是包括血吸虫病在内的各种传染病可以在我国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因此，血防工作的 一个重要措施是改变公众的生活卫生习惯和推广卫生防疫知识的活动。例如，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组织包括地方剧团、学校等开展多种宣传活动，引导公众勤洗手洗澡、配合政府收集人畜粪便和垃圾做无害化处理、保持住家室内外干净和所在街道清洁、饮用煮沸的水等健康生活卫生习惯（肖爱树，，）。结语血吸虫病作为我国20世纪中叶传播最广、危害 的20种全国性传染病之一，在20世纪前60年内大规模消减我国人口，尤其是劳动人口，严重威胁我国公众生命安全，是建国后拖延我国战后重建的重要障碍之一。通过对血吸虫病的充分认识，中央将血吸虫病作为建国后卫生防疫工作的重点之一，由国家统筹和宏观调配，各级地方政府积极配合卫生防疫工作，采用多种措施从传染病源头上砍断血吸虫病在我国的传播。到20世纪末，血吸虫病已经从我国本土传播最严重的传染病名单中被移除。但是，应该看到，血吸虫病和天花、骨髓灰质症不同，在我国之外的多个国家仍有血吸虫病传播，在我国的血吸虫病本土感染即使归零，也不代表输入式感染可能性为零。研究显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已经发现多个包括血吸虫病在内的多种传染病在我国的输入性病例（杜海娟等，）。这些输入性病例说明，无论是党和政府还是公众都不可以放松对各种已知和未知传染病传播的警惕。传染病的传播不需要签证、不承认国界，输入式或其他方式传播的传染病仍在危害我国公民生命健康安全。同时，输入式血吸虫病在我国的发现也说明，我国应该开始思考，在世界传染病的卫生防疫上，我国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参考书目：万振凡,.民国血吸虫病流行时期鄱阳湖疫区社会生态论析.历史教学问题.刘桂奇,.民国时期广州社会的医疗救济.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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